西周古墓的发掘填补了黎国、黎侯国的历史空白

黎城西周古墓发掘始末

核心提示：西周是我国古代第三个朝代。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时周武王伐纣灭商，终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覆亡的中国统一王朝。

   西周是我国古代第三个朝代。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时周武王伐纣灭商，终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覆亡的中国统一王朝。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大小诸侯均向王朝负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着统一局面，由于周王居西方的都城宗周，故称西周。西周的诸侯有同姓、异姓之别。建立诸侯国，要赐以土地山川和人民，同时分予宝器，并有等级差别。有历史文献表明，在商朝时黎城就是黎侯国。“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 （《左传.昭公四年》）说的就是商纣王为了逼各诸侯多进贡，在黎城举行了一次威武的阅兵仪式，但东夷的首领未等会散就逃了回去，拒贡赋而叛商。西周建立以后黎城仍为黎侯国。但是多少年来因历史文献甚少，加之传记之误，黎侯古国的地域之争没有定论，通过这次黎城西周古墓群发掘中的重大发现总算找到了黎侯古国的“身份证”，黎侯古国的地域之争也画上句号。

       今次的黎城县西周古墓先因盗掘而发现，后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而发掘。经过考古工作人员勘探，在地处县城西一公里塔坡水库西关村的田地里约40亩面积区域内，探明有西周同时代墓葬92座，其中大型墓4座，中型墓14座，其余为小型墓。从 2006年1月至9月，在历时9个月的发掘工作中，共发掘墓葬10座，其中大型2座，中型5座，小型3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在其中一对青铜壶和一个青铜鼎内发现了铭文，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经初步论证，黎城在西周时期为黎国，这个墓地就是当时的黎侯国墓地。
　　因工作关系，笔者全过程配合、参与了省考古研究所对黎城西周古墓的发掘工作。历时9个月的发掘工作刚结束，就想将这一重大的考古事件记录下来，可当时接受和尊重了省考古所专家“学术问题在未弄清之前不易报道”的意见，只好搁笔。事过半年之久，长治日报社记者郑学兵终于在征得市有关专家和领导的同意后，在媒体上发表了《我市文物考古又有新发现——古黎国找到“身份证明”》的报道。由此，历史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催我又拿起了笔——
 
   意外的发现　艰辛的保护
　　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县文博馆赵满芳馆长给我打电话通报了一个既惊喜又愤怒的情况。他讲，在我县塔坡水库边发现了古墓群，经到现场查视，分析可能是商代时期的，由于上党地区乃至山西商代的地下文物发现的并不多，其考古价值非同一般。但古墓群是盗墓者发现的，损失也非常大。听他讲完后，我同老赵商量说，要把这一情况迅速通报公安局，严厉打击盗贼，然后按法定程序向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作书面汇报。几天后，我在文博馆赵小辉的引领下，来到了案发现场。在塔坡水库南岸与北桂花村之间的一片田地里我看到了十几个盗洞，探眼遍野，在盗洞周围的浮土中，仍能捡到铜片、蚌、饰、陶片一类的残物，庄稼一片狼籍。据小辉讲， 1986年文博馆就在对面小水库边的砖窑收集出土过商代铜器，所以我们分析盗墓者在没有传说、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情况下找到这一古墓群，可能与此信息有关。回到文博馆后，我们又进一步与赵馆长就如何配合公安部门开展保护、如何向上级领导汇报以引起高度重视、如何及早让专业部门来展开调查、勘探、发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明确了由县委高正堂副书记、政府张华兴副县长分管古墓的保护工作。2005年6月30日县政府办公室以黎办函11号发文成立了以公安局局长张俊平为组长、副局长杨泽斌、文化中心主任王苏陵为副组长以及6个相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塔坡水库古墓群保护工作领导组”。并明确了公安部门侧重负责巡逻检查、蹲点守候和案件侦破；文化部门侧重负责信息报送和保护工作的技术指导，负责保护工作的宣传发动；有关乡镇、村侧重负责组织群众开展群防守护工作，教育广大群众举报并同盗挖古墓活动斗争。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特别是公安局投入了一定的警力进行打击，盗挖古墓的局势稍有控制。但盗贼如蝇闻腥，驱之复来，并采取警动则伏，警进则退的“游击战术”与警方周旋。又因警力有限，加之盗墓者越来越疯狂。两个月后我在现场看到，盗洞越来越多，三块地除农民埋填外还有30多个盗洞，并大都是新开的。据西关农户李振芳介绍，从2005年5月起他家的玉米地就开始遭殃，到成熟时盗墓贼每挖一个墓洞就毁一片庄稼，前些天听说公安局抓了几个，到是停过一阵子，可现在又来探眼扎窟窿。随后他领我来到新挖的盗洞前说这是昨晚刚挖的两个大盗坑，白天附近的村民拿工具来刨拣剩余的小东西，整块地已被踩踏出一条人行的小径。闻讯赶来的西关受害村民唐显苏、王苏梅等也讲了同样的遭遇，他们还说盗墓者还经常恐吓他们，听口音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不止是一伙，也许是好几伙。县新闻中心记者王琳伟告诉我，他住在上桂花村，这里是必经之路，因采访晚上回的较晚，经常在路上、地里遇到盗墓者，他们开着车，拿着铁器在路边伤人。坐在水库边垂钓的韩英波也讲到最近一天下午，他正在此钓鱼，听到上边地里传来几声枪响，不大一会就见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跑下来，腿上还流着血，气喘吁吁地要找公用电话，随后打了一个出租车向县城驰去。
　　针对以上情况我向公安局进行了通报。张俊平局长、常省强和杨泽斌两位副局长告诉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击，一方面已刑拘了7、8个，因那里国家没有明确是古墓地、保护地，也没有权威部门的有效鉴定，批捕很困难；一方面因警力有限，集中时间和精力昼夜保护了一段，但全县还有好多保卫工作需要去做，所以这一段时间公安局也只能进行不定期的巡逻来保护。
　　通过调查了解，我与赵馆长都感到盗墓者越来越猖狂，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及时调整了下一步的工作方案，一是要求上级来勘探发掘，不能按常规进行，也就是说不能按系统一级一级来上报，坐等批复，要采取非常规的，以县政府名义直接报省文物局；二是在保护问题上因公安局警力不够，由我们文化系统人员补上，全天守候保护。新的工作方案确定后，我与赵馆长分头行动，他负责与县里联系向上发文，我负责与公安局联系加强保护。随后我们就分头开展了工作。
　　2005年10至11月间，省市文物部门领导、专家分别到被盗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是省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宋建中、研究员张崇宁，驻市工作站站长杨林中，市文物旅游局副局长王纬，市考古勘探队队长李永杰等，县里有县政府副县长张华兴、政协副主席杨增元等。
　　 ——11月下旬，市文物考古勘探队一行18人在队长李永杰的带领下，住进了下桂花村对古墓所涉区域进行勘探。
　   ——11月25日张华兴副县长主持召开了古墓勘探工作协调会，以黎政函（2005）19 号发文成立了以文化中心主任王苏陵为组长，县政府办副主任路玉栋、公安局副局长杨泽斌、黎侯镇副镇长秦红艳、县文博馆馆长赵满芳为副组长的塔坡水库古墓勘探协调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古墓勘探过程中的各项协调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要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来做好古墓群保护工作，要以对历史负责、对黎城的发展负责、对后代负责的态度，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古墓群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2月6日，黎城县人民政府以黎政函（2005）63号文直接向山西省文物局传真发去了“黎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尽快发掘塔坡水库古墓群的请示”。
　　——12月16日，山西省文物局以晋文物（2005）308号发文“关于对塔坡水库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批复”，内容是:1、塔坡水库古墓葬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持，长治市、黎城县文物部门配合。2、在抢救性发掘过程中，要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填写发掘申请书，做好原始材料的记录、整理，发掘结果书面报告省局。3、请当地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积极支持，并配备警力，确保古墓群及发掘过程中出土文物的绝对安全。4、时值冬季，在发掘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发掘技术人员的人身安全，争创文明工地。
　　在市文物考古勘探队勘探期间以及省考古所进驻工地之前，为了保证古墓安全，我与县公安局张俊平局长确定了两家共同保护方案，由公安牵头，文化配合，其中公安派4人，文化派2人，每晚12时在公安局集中然后共同到现场看护，早上7时撤离，因为零时至7时正是盗墓者的作案高峰时间段。刚开始我们单位的人很有意见，他们说“保卫应该是公安局的事，为什么要往自己单位揽”。为了清除负面影响，我及时召开了动员会，给大家讲清了目前的严峻形势，让大家认识到保护古墓的安全不仅是公安、文物部门的责任，也是文化全体人员的责任，更是法律赋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尤其是这件事引起了县委、县政府和省市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省里的发掘文件已经批复，在省考古所进驻工地这一段时间绝不能再发生古墓被盗事件。同时规定，一是中心领导每天要带班，各下属单位男同志参与值班保卫，要服从古墓保护组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二是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注意保密；三是值班期间所产生的交通、通讯及夜间餐等费用，先由自己工资垫资；四是时间从本周开始至古墓发掘之日；五是凡夜间值班人员第二天可休息半天。当时已进入隆冬，晚上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在荒野田地里也没有一个遮挡风寒的地方，没有多长时间单位的同志一半都感冒了，无奈又将女同志续上，有时候女同志的丈夫也到工地协助值班，就这样我们硬是坚持了40多天，直等到2006年1月6日（腊月初七）市武警驻进工地后我们和公安局的人员才撤回来。由于我们文化职工与公安干警的死看硬守，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使盗墓者得逞过一次，确保了古墓的安全。

   热切的期盼　苦涩的发掘
　　省市考古专家通过市文物考古勘探队的勘探报告和采集到的遗物认定：这里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大型墓地，并确认所盗古墓极具历史、科学价值。透过案头上2005年12月2日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这份“古墓葬认定书”，笔者感到这次发掘对黎城县是一个重要的发掘，重大的发掘，这将对研究黎城商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不禁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2006年1月6日，为了配合做好这次发掘工作，由县政府张华兴副县长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参加单位有政府办公室、文化中心、公安局、财政局、民政局、电力公司、黎侯镇、文博馆、西关村、下桂花村的主要领导，并成立了以张华兴副县长为组长的 “塔坡水库古墓群发掘工作协调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安全保卫组，发掘用地协调组，后期保障组4个工作小组，同时明确了四个工作组的工作职责。会后在我与赵满芳馆长的协调和督促下，各组在分头行动。
　　2005年12月5日由省考古所与黎侯镇和西关村划定了发掘区域，共3块地，约40亩，上桂花村暂不涉及；12月28日由武警支队与公安局划定了警戒范围，生活区和岗哨的设立位置；12月29日县电力公司将电源线架到了工地。12月30日县民政局经过多方努力从市民政局借来了3个供武警居用的暖帐棚，并将光荣院新建的老年公寓阁楼腾出来让专家和技术工人居住；临近的漳北渠还提供了灶房。与此同时，省市文物部门的领导和省考古所的专家同样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相关工作。所需资金的筹措、人员的组织和工具的调配，特别是负责保卫的武警，调兵运作的程序非常严谨。既得有市政府杜市长的签字，还得有上级的命令。
　　2006年1月6日（腊月初七）上午，武警、专家和技术人员正式进驻古墓工地。担任领队的是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宋建中，以及研究员张崇宁、杨林中，另外还有6名技术人员，张崇宁负责工地考古业务，杨林中负责后勤保障。担任工地安全执勤的是市武警支队一中队，编制为6人，其中警官1人，战士5人，与县公安局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古墓安全。警官先后换了5人，先后分别是张靖、吉鸿飞、贾学兵、马剑、郝张明。
　　“我县塔坡水库古墓群开始发掘了”。这消息不径而走，传遍了城里城外，无论是乡下百姓，还是机关干部都在关注着这件事，议论着这件事。那一段时间里，经常接到熟悉的、陌生的电话。无非是探听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墓，什么人的墓，有多少个墓，有多大范围，有没有值钱的东西等。其实我当时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我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这些问题总会弄个清楚。
　　专家、技术人员虽然开进了工地，但发掘前的工作却非常复杂。首先对发掘区域来了一个大“会诊”，如在大、中、小上百座墓中，到底有多少座被盗；被盗后文物损坏和丢失的程度如何；测绘代表性发掘墓葬的准确方位；不同时期墓葬的地理和周边环境分析；黎城在商周时期的有关历史背景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加上已进入天寒地冻的深冬，野外工作极为困难，尤其是传统的春节已一天一天迫近，正式发掘开墓基本上没展开。春节前后的20多天里工地除专家张崇宁和几个技工外，只有6名年轻的武警吃住在工地，日夜守护着这千年的古墓。
　　春节前夕，为了能让武警不感到孤单，充满快乐，我买了些物品与张华兴副县长代表县政府到工地进行了慰问，赵馆长还特意编了一幅意义深长的春联，上联是“护宝更需鱼水情”，下联是“过年不忘子弟兵”，横批是“古墓逢春”　。随后的几天里，前来慰问的还有市文物旅游局的领导、市武警支队的领导、省文物所的领导。大年初一那一天，我又带上爱人和孩子，到值班的帐棚里与武警战士同进了午餐，在场的还有工地负责人张崇宁老师。下午我又领战士们到我单位排练室唱了卡拉OK，无论在饭桌上，还是唱歌中，从他们的脸上无不流露出一种幸福和喜悦，这时我的心也是热呼呼的。
　　刚过了正月十五不久，工地就热闹起来。除近十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外，又增加了十五个民工，这些民工来自附近的南关村。人员分了三个组，同时开挖的有一座大型墓和两座中型墓。这三座墓都是被盗过的，我原以为这已是盗墓了，有一个月时间准能发掘完毕，没想到进展却非常缓慢。张老师给我解释说，考古发掘是一门严肃、慎重的科学，哪能像你想象的挖下去，拿出东西就走人，如果那样我们就和盗墓者没有区别了。其实考古发掘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在书刊上看过介绍，身临其景，零距离接触还是第一次。出于工作的责任和好奇，我总要隔三差五去工地一次，每去一次都用照相机和摄影机拍些资料，每去一次只要张崇宁老师或杨林中老师在场，我总要从这两位老师的讲解中学些考古方面的知识。象洛阳铲这一勘探工具，原来是古代盗墓者发明的，看起来很原始，实际很科学，所以无论是考古，还是盗墓都在利用它。还有盗墓作案的整个过程以及对国家文物造成的危害等等。在他们的启示下，我全文学习了《文物法》等法规，重温了《中国通史》上古先秦历史篇章。这样配合起工作来就得心应手了。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大型的1号墓还没到底，但中型田字型的2号、3号墓已清理完毕，除十几件玉器和陶器外，只有无法提取的6个车轮，青铜器几乎没有，大家很失望。张老师给大家鼓气说，这两个墓虽然空了，1号墓是我们的希望，努力吧。1号墓位于路边，它是一个“甲字形”大墓，墓的规模与晋侯墓地的大型墓葬相同，墓室14个车轮，墓道口还陪葬有两个童儿，在墓室的左边只有一个被炸的盗洞。虽然被人盗过，但这么大的墓葬想必还是会给人惊喜的，这当然是大家的猜想。1号墓在按程序发掘中。在2号、3号墓腾出的人手，又代表性地开了3座小型墓，编号为 4号、5号、6号，这三座未被盗过的墓只用了20天时间就清理完毕。4号、5号墓出土较重要的文物有一鼎一戈，鼎残一耳一足，青铜戈完整，并很锋利。5 号墓只有一件陶器。随之，1号墓的面纱也慢慢地揭开，但张老师的脸也一天比一天阴沉下来。从清理1号墓的结果说明这里大量的、很有价值的文物，99%被盗，剩下的只有几片碎玉，及车马上的几件铜饰件，真令人痛心。后来据民间所留传说，盗墓者在这里曾盗走过两个鼎，上边各有三四十个文字，但文字记载着什么，谁也说不清。
　　古墓发掘已3个月之久了，6座墓已基本清理完毕，通过出土的文物初步分析它是西周中晚期的，大型墓主人是诸侯级别，但是，是什么侯？到底是西周中期还是晚期？如果继续挖，在目前的区域里大都是盗墓，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草草收兵，没法向上级交待，没法向黎城人民交待。发掘工作陷入困境……

  领导的关怀　重大的收获
　　针对古墓发掘工作中遇到的这一系列情况和困难，我与张华兴副县长商量后，由我主动给黎城县委李俊敏书记、县长陈鹏飞作了汇报。并且两位领导都采纳了我到现场办公一次的意见。三天后这件事终于促成。参加这次现场办公的县里领导有李俊敏、陈鹏飞、崔彦忠、郭联宾、张华兴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有西关村支部书记王增芳。现场办公会由张崇宁老师首先领大家参观了古墓发掘现场，并介绍了在发掘中遇到的两大困难：一是目前所划定范围因都是盗墓，再去发掘没有多大意义，如再扩大范围又面临与农村、农户协调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农民的占地补偿费问题。县委书记李俊敏最后拍板说，关于区域问题，考古也是为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只要是考古需要，就黎城县的区域，你说需要从那里勘探就从那里勘探，县委、县政府坚决支持；关于农民的占地补偿问题，虽然县财政困难，仍由县财政补给，占地面积由文化中心与西关村核定后，由黎侯镇打报告送陈县长批交财政拨付，黎侯镇与西关村做好占地农户的思想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全面支持省考古所的发掘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省考古所副所长宋建中、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闫广、副局长王炜，省市武警总队、支队的领导，还有县里领导高正堂、郭俊芳、王联芳、蔡雷飚、孙彩虹、刘永清、路晓玲、张华兴、杨江贤等，特别是市委副书记曹燎原，政协主席常福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张建军等领导都到现场考察指导，这无疑在精神上对考古发掘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解决了范围和费用两个问题20天以后，终于在 2006年4月28日现工地东边的一块地里探到了没有盗过的三个中型墓，经张老师请示所里领导后，即对这编号为7号、8号、9号墓同时进行了发掘，这3座墓基本是并列的，相隔不到一米。当时已进入炎热的夏季和雨季，发掘工作照样很棘手，一打雷就得盖顶，下一阵雨就得停工，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管如此，考古工作者还是克服种种困难，早出晚归，辛勤地工作着。
　　5月28日，星期六。下午3点多钟，我正在家午休，手机铃忽然响了，我抓起一看是工地张老师。他说虽说今天是公休日，可你能不能到工地看一看。我感到可能有情况，急忙骑摩托车到了工地，见到张老师后，他沉稳地说，咱们下8号墓里看看吧，我就随他下到了10米深的墓坑。当他打开靠东面墓壁根一块遮光布时才说：“有收获了。发现了一对青铜壶和一个鼎，上边有铭文”。边说他边拿起壶盖反过来让我看。我迫不及待地问“这三行9字是什么内容”。他说：“你不要激动，不一定是黎侯墓，因为上边有9个铭文，有2个字还需考证，你看这9个字是“×侯，宰× 作宝壶永用” 。这时我的心情无比的高兴，这个喜讯太大了，有了铭文就能证实一段历史啊！
　　上到工地后他严肃地告诉我说，目前的情况是喜忧参半，这一重大发现工地这么多人今晚就会传出去，目前的盗墓贼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会铤而走险。近几年全国有好多案例，犯罪分子都是拿着枪与武警明抢的，保证文物安全是紧迫的事情。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刚才已和市武警领导联系过了，工地武警配枪必须由省总队批准，并说像咱们工地这样简陋的条件也不易配枪，你现在的任务是与县委李书记取得联系，晚上必须有县公安干警带枪共同保卫。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李书记，李书记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说：“没有问题，我现在就安排”。十五分钟以后，县公安局副局长常省强等一行4人，经实地了解情况后，确定了每晚公安干警带枪与武警值班的方案。晚饭后，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直想今天发生的事，干脆起床骑摩托来到了工地，当看到了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时，我的心才松了下来。
　　第三天上午省考古所宋所长闻讯后赶来了，刚进工地就下到了墓坑，当他看到那一对青铜壶时连连称赞：精美细致，很有价值。当天的中午和晚上我已安排他在县宾馆就餐，但他执意要与工人们吃在工地。晚上他在工人的住处安排了一桌简单的酒席，让张崇宁老师和杨林中特意将我叫去，就与工人们一块高兴起来。席间从宋所长的言谈中我了解到这一对有铭文的青铜壶非同小可，很有历史价值，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待文字弄清后，可能要填补一项历史空白。还获悉，每年文物界全国要评“十大新发现”，我省是一个文物大省，每年的十大新发现中，我省几乎要占到三分之一，如果今年没有更大的发现，这对青铜壶很有可能榜上有名。
　　是啊，黎城是一个古老的县邑，历史非常悠久，在2000年修邯长高速路时就在靳家街一带发现了古人类文化遗址，经省考古研究所调查，面积约12000平方米，经过2个多月对5000平方米进行代表性发掘，清理出有房址、陶窑、壕沟、墓葬、灰坑等，上至仰韶和龙山文化，下至夏商三代以及汉唐文化都有，这一发掘将黎城的历史推到了4－5千年以前。西汉名将冯奉世墓地也座落在这里，当时笔者在黎城报社任总编，在赵满芳馆长的带领下到现场进行过采访，这一消息曾发表在《山西日报》等媒体上。时过6年的今天，这里又发现了近3000年前的西周古墓，这更能用实物证明黎城的历史悠久。如铜壶上9个铭文能实证是黎侯墓的话，周边地区对黎侯国的地域争论就告结束。毫无疑问黎城才是真正的黎侯国所在地，《尚书》中所记载的西伯戡黎，就是现在的黎城县。打黎侯国的历史文化品牌也只能是黎城县。
　　一周以后，几乎是同时，张崇宁老师取样后与搞古文字的高智老师一同回太原请教了张颌老先生。张颌是张崇宁老师令尊，他是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和古文字专家，曾任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已有80多岁高龄，曾引起中外考古界轰动的《侯马盟书》就是他的成果，2006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弄清第一字后，高智老师马上用手机给我传来初步确认第一个字是“黎”字的消息。也取到字样的赵满芳馆长在这一周同样忙于查找资料进行研究。在我得到消息的当天下午老赵也告诉我，他找到了证据确认第一个是“黎”字，并打开了70年代当时82岁的古文字专家于省吾出版《甲骨文字释林》一书找到了那个字，并注释是商周时北方国的地名，可能是“黎”的音转字。

喜讯，特大的喜讯；收获，最大的收获。古黎国总算找到“身份证”。黎城县才是真正的商周时期的黎侯古国。 

　　此间值得一提的是武警官兵保护古墓一事。2006年6月24日当晚8点整，他们像往常一样，一组人员在工地巡逻值班，另一组因天气太热在帐篷外乘凉。忽然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夹着核桃大的冰雹从天而降，这时他们居住的帐篷摇摇欲坠，路边大树上的树枝不断的折下来，覆盖着三座古墓的雨布被大风卷起刮走，古墓将要进水。“情况不好”，马剑排长下了紧急命令：“全力以赴，保护古墓”。天上有暴雨、冰雹，脚下是泥水和10米多深的三个墓坑，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硬是把三个雨布重新盖好，压上树枝和木棒，但风力太大了，刚盖好就被大风卷走，接连几次都不奏效。怎么办？打电话求救，远水不解近渴，他们只好用自己的手，紧抓住帐篷，用身躯作为重物，十分、二十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风住了，雨停了，他们终于战胜了自然灾害。古墓没有进水，而他们的帐篷进水了；文物保住了，而他们的被褥被湿透了。每个人的身上、手上都留下了因保护古墓被冰雹、绳索打伤、勒伤的痕迹。多么好的战士，多么感人的事迹，他们分别是：警官马剑、士兵张赵虎，吕新涛，许祥磊，段旭初，周磊等。据张老师介绍，当时这三座古墓的考古正进入关键时候，若进水或坍塌，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从这一群年轻的武警战士身上，充分反映出我们国家的武警确实是一支敢打硬仗、敢打恶仗、敢打胜仗的铁军。事后，为了鼓舞战士们的斗志，我们以省考古所和黎城县人民政府名义给他们上级打了请功的报告。

　　此后又经过一个月的发掘，2006年7月2日下午3时正在3名武警的护卫下，将7、8、 9这三座墓葬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全部暂存在县文博馆库房。7月4日，张崇宁老师等人在馆内清理文物时又意外地在一个鼎内发现了3行19个铭文。7月10日赵满芳馆长作译为：“黎宰中考父作季始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用享”。为了这批文物的绝对安全，县委书记李俊敏、县长陈鹏飞几次到库房察看，并要求县公安局派警察配合文博馆人员共同保卫。

　　随后，大型甲字墓编为10号墓的发掘工作也有了结果，大量的青铜器全被盗空，只出土了几件商代时期较珍贵玉器，不过在10多米长的墓道里清理出23匹陪葬的马骸，姿态各异，非常壮观，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属于侯级别。通过出土的文物分析，此墓年代要早于1－9号墓。有可能是西周早期。

   9月18日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上午11时，我陪张华兴副县长代表县政府与参加这次古墓发掘工作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武警官兵一一握手告别。
　　当天下午笔者在工地拍录资料时，意外地看到了三只洁白而漂亮的天鹅栖息在地边的树上，尤其是它们那美丽的姿态、宏亮的叫声，吸引了田间的老农，打动了路上的行人。家住塔坡水库北岸姓马的农民告诉笔者，从58年建成水库到现在他经常在水库上钓鱼、游泳，从未见过天鹅。是啊！已发掘的西周古墓证实了黎城的悠久历史，水库上飞来了稀奇的天鹅更证明了黎城生态环境的优越。黎城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更深的思考　粗浅的建议

 从黎城县这次西周古墓抢救性发掘，不难看出盗墓者对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他们在历史上没有记载，没有民间传说的条件下，勘探准、动作快、盗窃量大，而且组织严密、现代、科技手段高，在上党地区近年来是少见的。更可恶的是通过省考古研究所9 个月的辛勤工作，结果证明有90%以上的文物被盗走，剩下的也被破坏，使考古工作陷入困境。据考古专家介绍，像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山西，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基本是一个“被盗－发掘－惊叹”的被动挨打局面。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每年要评出“十大新发现”这是文物界的喜事，但人们更清楚的是每年的十项发现中不少是因受到盗掘而不得不抢救性发掘，这不仅是文物界的悲事，更是国人的悲事。其实，考古队被盗墓者牵着鼻子走不是新问题，而是个老问题。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文物流失历史已有4次浪潮。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文物被列强大量抢夺与分食，直到溥仪被逐出皇宫，仍有太监又偷又卖；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他们的士兵都受过相关教育，所以对明、清以上的古董，都先是保护起来，然后集中用轮船运往日本；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文物既没有法规，也没有市场，以国家文物商店为经营单位，只是政策规定乾隆以前不能出口。所以嘉庆、道光时期以后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便宜的价格流失海外，甚至很多真正是明清时代的真文物因鉴定失误，也被当成仿制品卖了；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后，香港成了文物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内地的文物到了香港，随后流失到了美国、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笔者认为，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文物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尤其是央视开设“鉴宝”栏目后，盗墓组织由点到面，由弱到强，从调查、勘探，至盗窃、运转、销赃，可以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条龙，气焰十分嚣张。 

　　难道我们国家就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为保护文物、打击犯罪，国家虽然颁布实施了《文物法》和相关条例。但盗窃国家文物的犯罪分子在利益的驱动下，却越来越猖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除打击不力、执法不严和文物法规中有漏洞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文物家底不清，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和隐患。在全国被盗的地下古墓、文化遗址中，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没有调查过的，当然也就不会列入我们所保护的范围内，所以就造成了不法分子盗一处，我们去抢救性发掘一处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为此，笔者建议要在全国范围内对地下文物进行一次全面的、细致的大调查、大勘探，然后进行分类、定级，并划定国家、省、市、县保护范围。同时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彻底解决文物单位在人员、资金、技术上的问题。只有家底清了，责任明了，执法也才会更有力。总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种责任感和紧迫感，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扭转被动挨打局面。

（本文作者：[山西省黎城县县长助理、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王苏陵，黎健明供稿并配照片）

摘自：黎氏文化遗产保护，原创作者：王苏陵，编辑：黎小红，核稿：黎恒曦，勘误：黎国强（联系电话1372888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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