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从大娄山南麓一路蜿蜒而来，到这里成为一条澄碧的带子，开阔的江面上，静卧着长约半里的一个沙滩。两岸缓坡河滩上的良田沃土，滋养着散居在苍松翠柏、茂林修竹间的几十户人家。农闲时节，江面上会泛起几只小渔船.撒网捕鱼、耕田读书的生活，在这个村庄延续了四百年。

这是贵州省遵义市东40余公里处的新舟镇沙滩村。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幅员不过十里，但却曾名动海内。晚清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这里走出了几十位文人学者、两位外交官和大批有作为的官吏。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从经学、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到地理学、天文学、农学、医学，都有颇高造诣。人们把这个学者群的成就，称为沙滩文化。一些长期研究它的学者认为：沙滩文化的出现，在贵州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迹。
　　这一切，起源于四百多年前定居此处的黎氏家族。

三百年家塾十六代教师

新舟镇禹门小学的女教师黎镜，年约四十，是黎氏家族的第十六代子孙。一问，才知她已有了20年教龄。“我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教师，”黎镜说。据家谱记载，黎氏先祖在明朝末期迁来沙滩，在附近的禹门寺中建振宗楼作为黎氏家塾，培养本族和邻里子弟，历时三百余年。黎镜的父亲和堂祖父、著名诗人黎焕颐就是这个家塾的末代弟子。
　　曾有一名叫杨开秀的举人受聘来任教，和黎恂一起，培育了大批英才。这些才子中的郑珍、莫友芝被誉为“西南两大儒”，黎庶昌是两次出任驻日本公使的著名爱国外交家。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寄托着对有贡献的老师永远的怀念：“禹门寺，读书堂。孰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教泽长。”
　　黎镜的父亲曾将家谱记载的历代教师作了统计。结果表明，黎氏十六代人，代代有教师。

《古逸丛书》和日本义女　

1881年，黎庶昌第二次出任清朝驻日本公使，一件影响中国学术界的大事拉开了帷幕。
　　他利用钦差大臣的身份和条件，广泛与日本朝野文人学士交流，广泛了解和征集从中国流传到日本后，中国已经失传的古代书籍。
    他的前任何如璋曾经有过同样的愿望，并把一个名叫杨守敬的人带到日本，从事这项工作。但是，最终并没有成功。
　　黎庶昌将杨守敬留下，让他专心访书。杨一发现珍贵书籍的线索，就跟踪追击。每获得一本书，都由黎庶昌出资。
    时间一天天过去，搜集到的珍贵书籍越来越多。黎庶昌出巨资把日本的精良工匠雇佣到使馆，影印、刻书版，一年多后，二百来卷书全部刻完。黎庶昌将它定名为《古逸丛书》。
　　1884年，这批精致的书版和黎庶昌一起漂洋过海，回到中国。黎将它们全部交给金陵书局，出资大量印刷，使26种珍贵的古籍，以特殊的方式，回到“娘家”。学术界为此欣喜，东瀛为之震动。
    在沙滩黎庶昌故居“钦使第”内，有一幅日本女子的画像。义务管理黎庶昌故居的黎培理说，这幅画像背后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画中女子叫藤野真子，是日本文士藤野正启的女儿。藤野正启是黎庶昌在日本结交的文友。他在黎庶昌回国前去世，黎庶昌为他立了墓碑，写了墓志，收养他的女儿真子为义女。真子和黎的夫人赵曼娟情同母女。据记载，1884年，黎庶昌回国后，与夫人赵曼娟送病逝于上海的黎母灵柩回沙滩。他们乘船沿长江到达湖北嘉鱼县时，赵曼娟病逝。噩耗传到日本，真子如雷轰顶，“惊叹若狂”、“悲恸不能言”。7年后，黎庶昌在沙滩安葬赵曼娟。一篇赵氏墓志铭，从日本寄到遵义，娟秀的汉字，字里行间流露出真子对异国义母的真挚情感。这篇铭文被刻成石碑。目前收藏在贵州省博物馆。

黎氏家教

黎镜回忆起自己和弟弟30多年前受到的家庭教育，印象依然十分深刻。她说，自己和弟弟大概都在两岁时就由父亲教认字、背诗歌。她背的古诗不多，但那时流行的毛主席诗词等，她上小学前已能背近百首。

不止他们一家是这样重视读书。黎镜说，当时，他们邻近的几家族中长辈，晚上时常在煤油灯下朗读古诗文。“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还经常回忆起。”黎镜的父亲去世前，写了一篇总结黎氏家教的文章。文章中说，黎家的妇女怀孕后，除适当做些家务外，必须每天读书，读后和姑嫂侄女讨论，这是胎教。孩子4岁发蒙，由祖父母带，讲故事、教识字，是学前教育。六七岁上家塾，是学校教育。学习分四个阶段：4年诵读，学启蒙课本和四书五经；4年讲解四书五经，又学习作诗文；4年广泛阅读，教师因材施教，学农学医或者学诗、文都可以；最后4年，是专攻、研究。
    据记载，黎家的读书人大都要从事劳动。有几次，中举人的喜报送到沙滩，“新科老爷”还在地里劳作。

但黎氏后人中也有人反叛这种教育。黎镜说，曾任《文学报》总编辑的黎焕颐就是一个。黎焕颐是黎镜的堂祖父，和她的父亲同在黎氏家塾上学，老师是黎焕颐的父亲。由于老师要求太严，当时十多岁的黎焕颐不愿再上学。黎镜的父亲偷偷拿出家中的几本线装书卖了，把几块银元给了黎焕颐。黎焕颐去了省城贵阳，最后到了上海。历经坎坷，努力学习新文化，最后成了著名诗人。

化为灰烬的藏书

图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清代贵州交通闭塞，很少有图书从外面运来。据记载，当时全省藏书最多的贵山书院，也只有几千卷。县级书院中，要找出《史记》、《汉书》这样的典籍十分困难。

黎恂曾任浙江桐乡知县，卸任时，他购买了5万多卷书，装成几十箱运回沙滩，建起藏书楼，让人眼界大开。后来，黎庶昌兄弟和他们的侄儿辈，也在这批书的哺育下，成为文人学者。郑珍每次去北京考试，都要大量买书回沙滩。历时40年，他的藏书也达到五六万卷，其中还有几十种是海内孤本。莫友芝在沙滩的藏书比黎恂和郑珍更多，在全省首屈一指。1884年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带回十几万卷图书到沙滩。丰富的藏书，催生了令人瞩目的沙滩文化。

黎培理说，老一辈的族人说，黎恂和郑珍的藏书在清朝遵义“号军”起义时被烧毁。黎庶昌和其他人的藏书由于种种原因逐渐散失。但“文革”时，从沙滩黎氏各家搜出的线装图书，仍然装了8车。这批书被烧掉后，沙滩的藏书楼全部空了。

沙滩文化

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是贵州文化史上的杰出代表。长期研究郑、莫、黎的省社科院研究员黄万机认为，郑珍是清代第一流的诗文大家，也是学术界公认的汉学大师；莫友芝是我国版本目录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又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黎庶昌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日睦邻友好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他的散文创作算得上是清代名家。他们的成就，是文化长期落后的贵州的一个奇迹。
　　黄万机认为，沙滩文化遗产的精华在于：坚持办学；刻苦学习；购求图书、遗惠后人；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勇于革新开拓。黎庶昌的侄辈、孙辈都乐于学习东西方文化科学知识。黎汝谦在日本神户、横滨任领事官，与翻译官合译《华盛顿传》；黎渊、黎迈留学日本回国，黎渊创办北京政法大学堂，黎迈到四川兵工厂任职。这些情况表明，善于吸取多方面的文化精华，正是沙滩文化不断丰富的主要原因。
  　“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沙滩文化在贵州的地位。（唐福敬）

摘自：香港黎氏宗亲会会刊，原创作者：唐福敬，编辑：黎健明，核稿：黎健明，勘误：黎国强（联系电话1372888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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