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几则早年行迹的考订

关于黎雄才先生的出生年月，本来似乎是没有疑义的，因为我们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关于黎氏的出版物，包括他健在时候刊印的各种个人画册，以及其去世之后所出版的各种画集、研究文集、纪念文集等等，都明确无疑地记述其生于1910年。笔者最近接触到的一些关涉黎氏的文书档案，似乎也是这一说法的铁证，如现存广州美术学院编号为“G1·81-8号卷”的档案中，有一份标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的《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表中黎雄才“出生年月”一栏填写的便是“一九一○年五月”；在编号为“I2·4-4号卷”的档案中，也有一份1992年日本友人因邀请黎雄才夫妇等人赴日观光而呈交日本外务大臣的《入国理由书》，更是清楚地注明黎氏生于1910年5月15日。（图1）显然，“1910年5月15日”是黎氏有效身份证件上所填写的法定出生年月。如此“确凿无疑”的问题，本来也无需追问下去，因为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法定出生年月”（姑且如此称呼）与实际出生年月不相符合的现象颇为普遍。然而，黎雄才出生年月所存在的疑问，已经在事实上令到以往对黎雄才生平事迹的描述包括他在何种背景之下进入春睡画院学习、在春睡画院学习的起止时间等重要生平行迹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一方面已经造成了现存黎氏早年绘画作品创作年代判定的混乱，另一方面，也已经对我们了解、研究黎氏的艺术历程造成了相当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费些笔墨，先对这一大家认为的“信史”略作考辨。

图1

虽然几乎所有关于黎雄才的简历、传记以及各类文书档案，都记述黎氏生于1910年，但容庚在其《颂斋书画小记》中的《黎雄才小传》结尾处却有不太为人注意的聊聊数言：“一九一三年五月生。”<1>这是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例外。治学精严的容庚先生与黎氏过从甚密，他作黎雄才传记的时候，对于黎氏出生年月的记述并不从众而是另定为1913年。笔者认为这并非一时的妄笔。本文后面的论述，可以佐证容氏这一说法。

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先将能够见到的黎雄才进入春睡画院之前有纪年的画作以编年的形式排列出来（表一）：

表一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对于黎雄才早年画作创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有二种：1、原始题识；2、作者的追记。显然，原始题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事实判断最主要的依据；而作者的追记，因年代久远，或有误记之处，可作为辅助依据。

图2

图3

上表黎氏早年画作中，在原始题识上兼有明确纪年和岁数记述的作品只有《仿米家山水》这一件，该画的题识是：““乙丑春日，端州十三龄雄才意”。（图2）按，在此画中，“乙丑”是指1925年，依照旧俗虚岁的习惯算法，可以推算出黎雄才生于1913年。与此说相印证的辅助依据还有一些，如黎雄才在《山月随人过野桥》（图3）的补题：“一九八九年四月，端州罗君从家乡来穗，携余癸亥年所作之小品，云是余童年十一龄写赠其父之师黄彦卿所藏，求余易以近作。惜画中无年月而有署款，因补题识之。雄才。”在该题识中，黎雄才也是明确无疑地记述“癸亥”（1923）的时候他是十一岁，依此推算，也可获得黎雄才生于1913年的结论。另外，黎雄才生前的助手黎镇东先生曾经告诉笔者，说不止一次听黎雄才说自己属牛，而1913年正是农历“癸丑”——“牛”年（1910年则为庚戌狗年）。这一说法也可以作为黎雄才实际出生年份为1913年的辅助证据。黎氏实际出生于1913年的结论，将会在下面对他另外几则早年行迹的考订中，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通常认为，黎雄才1927年由高剑父招至春睡画院住宿，从高氏学习绘画，至1932年赴日本留学，黎氏在春睡画院呆了长达五年的时间。这一几为公认的“信史”，与黎氏遗存早期作品风格特征以及其他历史材料多有矛盾之处。而当黎雄才的真实出生年份——“1913年”——获得确证之后，对于黎雄才进入春睡画院的确切时间，也就有了重新厘定的必要，而这方面的重新厘定，显然有助于正确认识黎氏各时期绘画风格演变脉络，对于之前的研究者由于基本史实的混淆不清而造成的疑惑，以及由此得出的必然错误的结论，也有矫正的作用，而前面所说的早期作品风格特征与历史材料之间的矛盾，也获得了趋于合理的解释。

笔者所能见到的各种附有黎雄才艺术年表的画集，对于黎雄才进入春睡画院跟随高剑父学习绘画的时间，绝大多数都沿用上面这一所谓的“信史”。如《黎雄才画集》<2>后附《年表》：“1927年，由高剑父召至广州春睡画院住宿，从其学习绘事。……1932年，由高剑父资助往日本留学。”又如《黎雄才纪念画集》<3>后附《黎雄才先生年表》：“1927年，正式进入广州春睡画院。跟从高剑父学习绘事。获免膳宿费、学杂费。……1932年，由高剑父资助前往日本留学。”诸家关于黎氏的研究文章对此也相沿不辨，如“十六岁时，适逢高崙（剑父）先生游鼎湖经肇庆，见所摹清代花鸟十二屏巨幅，即承激赏收为门下。此为一九二六年间事。后一年，经剑父先生召至广州，住春睡画院深造生活费用由高氏补助”<4>；又如“当1926年高剑父游鼎湖途径肇庆时，见到黎氏所临清代花鸟十二巨幅，大为赞赏，决定收入门下……自1927年进入春睡画院，到1932年高剑父资助他留学日本，这五年时间在黎雄才漫长的艺术生涯中，特别是在艺术道路的选择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5>前面为了论述的直观和方便起见，已经列有一表（表一），创作时间至于1930年之前。在这里，我们继续遵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将能够见到的黎氏有明确纪年的早年作品排列出来，时间从1930年到1932年黎氏东渡日本留学之前（表二）：

表二

图4

从表一和表二所列画作我们可知，只有到了1930年的时候，才出现了黎雄才画于春睡画院并且受到其师高剑父先生绘画风格影响的作品，如墨笔设色写生《睡莲》的题识是“一九三零年于春睡别墅时速写”；又如署款“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雄才画”的《悬崖杜鹃》（图4），其山石画法已近其师高氏。

图5

图6

以上所举作于1930年的两件作品，是现存能够证明黎雄才已经到了春睡画院学习的最早证据。而在此之前有明确纪年的作于1928年的《山水四屏》（图5），其绘画技法风格以及画面所描绘的内容，则是与他更早时候的画作相一致的深山高士一类传统题材，而题识诗文也都是隐逸一路，所钤印章印文则为“草草不工”等。我们无法想象，这会是进入以“艺术革命”为职志的高剑父的春睡画院之后所作。而且，在该《山水四屏》中的其中一屏，虽然题字多有残缺，但最后三字则是清晰可辨的“于端州”，这也可以作为其时黎氏尚未入春睡画院的有力证据。<6>而另一作于1929年的《松竹交疏图》（图6），也是他一贯的临仿易君山的作品。<7>如果说这是作于黎雄才进入美术革命大本营春睡画院学习之后的作品，显然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8>另外，从表一和表二我们可以发现，黎雄才1930年以前的作品，均是以干支方式纪年，而从1930年开始，则改用民元或公元纪年。<9>这一改变传统纪年方式的特殊时间点，也无法不让人有黎氏在某种特定时间因了某种缘故，而从思想到形式上都弃旧就新脱胎换骨的遐想。

摘自《黎雄才和他的山水画世界》

标注：

<1>容庚：《颂斋书画小记》（稿本，下册）第99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

<2>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5月。

<3>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

<4>王贵忱：《<黎雄才画集>序》，《黎雄才画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5月。

<5>于风：《大师的足迹──黎雄才教授逝世一周年祭》，岭南画派纪念馆编：《黎雄才先生纪念文集》，第1-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12月。

<6>黎雄才《山水四屏》题识：“石壁层峦千仞高，半空飞瀑响云璈。有人独坐平冈上，闲听松风落翠涛。戊辰春日，黎雄才画。”又，“斜阳疏雨千峰外，山色苍茫万木中。古端雄才写。”又，“萧萧木叶下，万籁涵虚清。匡庐展书读，遥对秋山明。浩歌出金石，和此潺湲声。置身画图间，相顾浑忘形。雄才。”又，“……吟风得自由。今日……悔封侯……于端州。”（该题识部分字句漫漶不清）

<7>该画题识：“交疏松竹阒无人，寂寞空山澹宕春。一片静掝谁领取，白云常与小亭新。仿君山意以为礼堂老先生雅正之。古端黎雄才写，时年十七。”

<8>方人定的遗孀杨荫芳也曾说：“他（方人定）和高剑父相处数年后，他认为高剑父只想传衣钵。画法一定要学他的，学得似，他就高兴，另眼相看，学得不像，就对你敷衍了事。”《杨荫芳女士答问录》，黄大德编：《黄般若美术文集》第188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又，从“表二”所列作品可知，黎雄才1931年的作品，大多为模仿高剑父之作。

<9>有一临摹作品例外：“宋徽宗御笔真迹。壬申端午后二日，雄才摹。”

摘自：荣宝斋在线网   作者: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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