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市相比，乡村的发展变迁无疑是缓慢的。在城市“三年大变样”的同时，乡村看起来几乎是静态的。由于自然条件上相对独立，并且长期以来乡村主要依托于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农耕文明，因此在地理和心理上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封闭性。

但却不能因此就认为，乡村是静态的。这种认知会带来乡村建设中的错误判断。如果我们认为乡村的发展是一个静止状态，那么很容易在对乡村的保护中将乡村进行固化。例如，至今很多人依然认为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完全立足于保持乡村的原生态，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在变迁社会里并不现实。

如果我们仅从空间的视野来看，那么乡村的确因为边界的存在，因为乡村社会呈现出更明确的同质化，因而认为乡村是封闭静态的。但事实上，乡村本身有着比多数人所想的更多的丰富性、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使得无论我们对待乡村的发展历史，或面对未来的乡村建设，都应该抛弃对乡村的静态图景的想象。

贵州，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往往是偏僻封闭之地。如果再说到遵义市的沙滩村，一个远离遵义城区的小村子，那就更加的封闭、偏远、静态了。然而，就是在沙滩村这个地方，在一百多年前里，曾经涌现一批重要的学者、诗人、外交官等精英，使得这个方圆十里公里的地方一跃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化区域之一，而沙滩文化也成为贵州乃至中国文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沙滩文化鲜明地表现出，我们一度认为封闭的村落，其实有着不同寻常的开放性与文化张力。因此，对于乡村这种开放性的再认知，无论对于今天从贵州到遵义的内陆开放高地的建设，还是乡村自身的面向未来的发展建设，都是重要的话题。

一个西南小村的开放视野

以今天的政治经济视野看，遵义新舟镇沙滩村，一定只是在中国版图中毫不起眼的小村。不过如果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审视加入时间的维度，那么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版图里，这样一个小村子却是轻易绕不过去的。

自晚清之后的一百年时间，是中国最为动荡、社会变革最为激烈的一百年，一如李鸿章所称的“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百年里，有太多的贤良之才涌现，为国家社会发展呼与奔。而恰恰是在这惊心动魄的一百多年间，以沙滩村为核心的这一小片区域，“走出了几十位文人学者、两位外交官和大批有作为的官吏”。其中，以郑珍、黎庶昌、莫友芝等人为最典型。

其中，黎庶昌因为有过一段辉煌的外交生涯，被誉为清代黔北“睁眼看世界第一人”。1862年，慈禧下诏求言，25岁的黎庶昌以廪贡生身份上《万言书》，获朝廷认可，入曾国藩幕下，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黎庶昌历任驻英、德、法、西等使馆参赞，两度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回国后，出资创建云贵会馆，举办洋务学堂。黎庶昌经历了晚清最重要的几个节点事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外交和战争等。

黎庶昌只是沙滩村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彼时，沙滩村的一系列名人，均能以超越本土的视野，看待全国乃至全球。这些沙滩人，在时代的洪流中，主动积极地“开眼看世界”上，他们的作品也大多体现了沙滩文化的开放、包容的特性。

所以，如果我们把沙滩看成封闭、静止的，那一定是不确切的。沙滩文化不仅充分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具有外向性与开放性，与异质文化相互交流的能力。

事实上，这种乡村的开放性，并非沙滩村独有，而是成为普遍现象。在福建、广东的沿海农村，借助海洋开放，乡村文化一直有着更大的包容并蓄的能力。在西南地区也不例外，根据学者的研究，南诏文化、古蜀文化、阳明文化等都呈现了区域文化的开放性。

如果我们以更长的时间来看，事实上乡村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里，只是今天的变迁来得更为迅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乡村文化自身开放性这重要一面，尤其不能忽略乡村在面对异质文化时候所具有的主动包容的精神。任何时候，文化都是流变的，乡村文化也是如此，哪怕是在大兴安岭里狩猎的鄂伦春族，他们也会在和外界的交流中逐渐吸收其他文化为己所用。沙滩文化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着乡土的开放性，才能够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文化区。

从表面看，村落是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似乎如果没特殊的外力作用，一个村落的文化就会这样安安静静、一代一代地传递发展下去。但沙滩村显示了，在这种外在空间封闭的表面之下，乡村文化也有着内在的张力和高度的开放性。

乡村耕读传统中的开放性

学者黄万机认为，沙滩文化人的共同特质是：“沙滩文化中的历代文人，均按儒家的信条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坚持躬行实践，要求从日常生活的洒扫应对做起，勇于经受艰难困苦的麻炼，培育坚强奋进的意志，关心民瘼，和睦乡邻，关切国家民族大计。”

沙滩文化体现了乡土文化和儒文化的结合，使得这里的文化人不仅具有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乡土情怀，同时又能超越这个区域，以一个国家乃至是全球的视野，来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定位。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沙滩文化的这种开放性主要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耕读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沙滩文化的开放性，不局限于当地的士绅阶层，而是具有跨越阶层的普遍性。这当中的原因，除了因为郑珍等名儒在教育中坚持“有教无类”之外，还因为在长期的发展中，方圆十几公里的沙滩区域形成了深厚的耕读传统。所以，不仅当地的黎氏、王氏等大的家族坚持“诗书礼乐传家”，其它普通百姓家庭也将读书作为乡村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因此，沙滩文化不是一两家的个体现象，而成了一个区域内的共同现象。

沙滩重要文化人之一莫与俦，就提倡传统儒家“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的观点，认为读书人应当勤于“耕作”以求生存。他还提出，“授业肯尽心，耕作用其力”，鲜明地体现了耕读文化。

二是乡村精英的作用。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乡村精英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享有较高地位和影响力的人，也是普及和发展乡村文化的积极分子与中坚力量，拥有对发展乡村文化教育事业的话语权。

而像莫与俦、郑珍这样的乡村精英，沉潜于民间，积极参与乡村教育，直接面对民众施行社会教化。他们以教育为职志，以献身学术为旨趣，潜心教育事业培育子弟。像郑庶昌这样的乡村精英，其国际化的见识经历，以及对乡村建设的热心投入，更能直接触动当地的开放。这些乡村精英，是本地和外面世界的纽带，也积极参与了家乡的建设和救助。例如，在1894年，遵义大旱，黎庶昌会集在渝同乡捐款白银2万两，购米运遵义赈灾。第二年，遵义复旱，这时黎庶昌已病回故里，闻讯电请云贵总督救灾，得拨银2万两救济。

三是，儒文化教育的家国和包容性。虽然地处山村，但彼时沙滩的少年不仅接受乡土教育，同样接受国家视野下的教育，使得沙滩文化人兼具家乡情怀和国家视野。如黎氏的家训说：“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不可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这种家国教育，在个体和国家命运之间建立起联系，使得乡民们虽然是原子化的存在，但认同一个更大的想象共同体，认同自己和外界的联系。

沙滩文化人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学术以传统经学、小学为皈依，创作以诗歌为主。而儒文化又表现出了高度的开放包容的特征。当然，沙滩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儒文化，更不是纯粹的乡村文化，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以儒文化为核心，进行兼容并收的复合文化形态。例如，黎庶昌不仅接受儒文化教育，也曾在附近的禹门寺内私塾学习，1881年，黎庶昌花费千金从日本购《洪武南藏》归贮禹门寺藏经楼，这些都体现了当地儒文化、佛文化的融合发展。

正是由于其开放性，使儒文化能够以宽容的姿态与其他文化相融合，适应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同时进行着自身的改造，并在融合与改造中使自身获得发展与延续。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儒文化以其开放性适应时代的变化需求，表现出了进取的倾向，使得儒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吸收其它优秀的文化元素，使自身适应乡村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

对当代乡村的开放启示

乡村有其边界，这个边界一定不是画地为牢的物质性的边界，而是通过各种的事件相互可以穿越的边界，比如婚姻、生计、灾难、不幸以及政治的事件的发生对于村落边界的打破。（赵旭冬，2011）

随着现代社会下农耕文明的逐步远去，以及外来力量对乡村介入的逐步加深，今天的乡村显然更无法真正封闭了，而是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开放特征。但也必须注意到，当下众多乡村的开放，主要显示的并不是主动的开放，而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开放。乡村建设、乡村旅游、乡村扶贫等，都是当代乡村的重要主题，很容注意到，这些都是以外界为主体，以乡村为对象而施加的一系列举措。

乡村开放性的认知对未来乡村建设的启示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超越静态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

由于乡村自身存在的开放性，使得乡村文化必然会与外界产生联系，并且自身进行适当调适，并产生一定的交融。今天，乡村文化遭遇着巨大的危机，而很多人把乡村视作是静态的图景。因而，外界无论是乡村文化保护，还是旅游开发，往往试图保护这种并不存在的静态图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很多人认为一定要保留住某种“原生态”的状态，试图要找到某个静止的时刻加以固化，但却忽略了本真的文化也是在流变中动态发展的。

今天无论是乡村建设、旅游、扶贫等，都会涉及到大量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这些遗产的保护应该是审慎的，同样也应该杜绝以外界的某种静态想象来要求这些文化遗产固化在某个时间点之上。否则，就会固化乡村文化的发展，窒息文化发展的未来想象。

对于沙滩文化也是如此。今天对沙滩文化的保护和复兴，决非回归到清代的某一个时刻。而是让沙滩文化的精神在当地重新振兴，让传统文脉得以接续，并且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和外来的城市文化、互联网文化、全球文化进行有效的互动发展。

第二，超越乡村的单一想象，保护乡村内部的多元丰富性。

乡村开放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乡村内部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带来了乡村的内部张力，也为外界文化对乡村渗透进入乡村提供了孔道。乡村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但是在今天对乡村的保护中，往往也存在对乡村的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单一化想象，以为乡村内的职业、宗教信仰、亲缘关系等应是大体一样的，其实并非如此。

因而今天对于乡村的保护、开发等，都应该对这种内部的丰富性有深刻的认知，哪怕是在一个小小的聚落，也是一个颇为丰富的小社会。一旦陷入到那种单一化的乡村认知里，很容易对想象之外的事物加以边缘化，使乡村被逐步压缩变得扁平化。

沙滩文化也是如此，其辉煌不独是郑、莫、黎三家的辉煌带来的，而是建构于一个丰富多元的乡村社会之上，丰富的外来知识、思想在这个小村子里碰撞，多样的文化在这里交融，造就了沙滩文化的内在张力。因而沙滩文化的复兴，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生态的复兴。

第三，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今天土地对于人的束缚无疑是最弱的，但乡村的开放可能是最被动的。由于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乡村文化自觉和自信的逐步消失，乡村文化也在逐步地萎缩。这种情况下，乡村的开放更多地是被动地向外界资本、游客等的开放。在这个被动过程中，如果村民能够获得相当利益，倒也会保持沉默。但如果存在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这种开放的进程就会遭到破坏。

笔者曾在广西北部的一个壮族村落了解到，当地因为保留着较传统的文化，以及较齐整的古村落风貌，吸引了旅游开发公司的入驻。但由于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很多村民认为自己在利益上遭受不公，和旅游公司矛盾渐增，越来越多的村民拆掉自家老房子、盖起新房，使得原本村貌景观遭到巨大破坏，旅游价值大大降低。

方塘智库认为，在未来乡村的开放进程中，尤其应该让乡村村民对于自身文化有所自觉和认同，鼓励村民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结合乡村发展实际需求，对外界文化资源展开整合。而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精英尤其是具有外界资源整合能力的精英，将在当代乡村的再开放中扮演着带头人的作用。

在乡村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以传统文化为本位，发掘传统文化精华，推动文化的传承；也要在文化开放的立场下，推动乡村文化的主动开放，和对外的主动整合。

摘自公众号：这和那  作者：许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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