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黎烈文在为革命文化事业的共同奋斗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经营《自由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鲁迅发表在《自由谈》上的大量杂文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自由谈》及其主编黎烈文便自然引起反动当局及文化界黑暗势力的嫉恨与攻击。1934年5月，黎烈文被迫离任。继任张梓生仍然坚持黎烈文的改革精神，因此，鲁迅的文章得以继续在《自由谈》发表。鲁迅所说“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不过是掩人耳目，也是对张梓生的保护。然而同年10月31日张梓生亦被迫登启事离职。但反动派仍不甘心，就在黎烈文离任半年后的1934年11月13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被特务杀害。

而那时适值黎烈文丧妻不久，报社的工作繁忙而又面临政治压力。可以想见，他是背负着家庭不幸，冒着政治风险从事《自由谈》的编辑工作的。鲁迅深知他的杂文对《自由谈》和主编黎烈文造成的影响。他在黎烈文还没有离开《自由谈》的1933年10月27日写给友人的信中不无歉意地说：

其实现在之种种攻击，岂真为了论点不合，倒大抵由于个人，所以我想，假使《自由谈》上没有我们投稿，黎烈文先生是也许不至于这样的被诬陷的。鲁迅又说：“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终归活不久。”因此鲁迅与黎烈文互相支持，紧密配合。他充分体谅黎烈文的处境与难处，密切注视文坛上的风云变幻，通过变换笔名，选择题材，调整写作风格等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断供稿，积极支持黎烈文的工作。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机关和“文探”、“叭儿”，同时要体谅黎烈文的难处，而又不肯放弃文章的战斗使命，鲁迅在致黎烈文的信中表达歉意以及写作中的多方考虑与良苦用心，显示了这一对忘年交为了进步的文化事业勇于担当，互相关照与心心相印。如在寄出《文章与题目》、《新药》两篇之后，鲁迅即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态度及对《自由谈》的支持：

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鲠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入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

当《自由谈》和黎烈文遭到围攻时，鲁迅在信中安慰并鼓励道，“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且在另一封信中又进一步说，“能修炼到不生气，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不可不炼也”。

鲁迅致黎烈文书信中的这些肺腑之言，既有诚恳的歉意，又是对黎烈文的真诚的支持、鼓励、关怀与安慰，具有对黎烈文抚平创伤的意义。

同时，鲁迅还在信中向黎烈文传授斗争经验。他告诉黎烈文，“漂聚于上海”的“新文人”，“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他并且进一步传授斗争经验：“但倘遇此辈，第一且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当黎烈文因屡遭围攻而打算放弃《自由谈》另办刊物时，鲁迅指出：

《自由谈》仅《申报》之一部分，得罪文虻，尚被诋毁如此，倘是独立刊物，则造谣中伤，禁止出版，或诬以重罪，彼辈易如反掌耳。

因此，鲁迅主张坚持《自由谈》这块阵地。

鲁迅与黎烈文绝不仅仅是一般作者与编辑的关系，而是并肩战斗的文友和知音。在主持《自由谈》期间，黎烈文尽管四面受敌、繁忙异常，但他不仅写了许多文章，而且还特地撰文与鲁迅的杂文相呼应。如以《第三种人的“推”》补充鲁迅的杂文《推》，从而又引出鲁迅的《“推”的余谈》；鲁迅写了《二丑艺术》，黎烈文紧接着写了《按下二丑不表》，进一步发挥了鲁迅对“二丑”类人物的见解。

黎烈文每有译作即及时寄给鲁迅，而且常常得到鲁迅的赞扬、肯定与鼓励。如赞扬剧本《妒误》“译文如瓶泄水，快甚；剧情亦殊紧张，使读者非终卷不可”；肯定剧本《医学的胜利》“中国还是需要的”等等。

黎烈文是鲁迅晚年结交的并肩战斗的青年朋友之一，他对黎烈文的厚爱不下于对早年而且直至终生的青年朋友李秉中、章廷谦、李霁野等。

黎烈文于1934年5月9日被迫离开《申报?自由谈》之后，为了继续合作，实际上也是为黎烈文谋职，鲁迅乃于1934年6月6日特邀黎烈文与名作家茅盾到家中吃夜饭，商量创办《译文》杂志。之后，黎烈文又在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支持下主编《中流》半月刊。鲁迅逝世前创作的著名散文《“这也是生活”……》、《死》、《女吊》以及那用了象征着黎明前的冲锋的笔名“晓角”的针砭时弊、充满战斗性的七则《补白》就都是在《中流》上刊发的。

鲁迅逝世时，黎烈文一直在治丧处工作，而且是十几位抬棺的青年作家之一。据巴金回忆：

过三个多月鲁迅先生离开了我们，我和烈文都在治丧处工作，整天待在万国殡仪馆，晚上回家之前总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会，望着玻璃棺盖下面那张我们熟悉的脸。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一声：“走吧”，这声音我今天还记得。后来我们抬着棺木上灵车，我们抬着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来的，这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拍时惟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只是在当时的报刊上看见，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

黎烈文在鲁迅逝世半月之后发表在《中流》上的纪念文章《一个不倦的工作者》中深情而沉痛地写道：

在万国殡仪馆鲁迅先生灵前帮忙照料的几天里，看到千千万万陌生的男女对他的遗体的那种悲伤的依恋的情形，我忍不住时时酸鼻。这原因是我在分有着大众的悲哀以外，还有许多私人的悼痛。

别人不过从鲁迅先生的著作受到他的影响，而我却是近几年来常常在他家里走动，当面受着他的教益，得到他的鼓励的一个人。望着那静静地睡在许多花篮花圈的他的遗体，再回忆着那永不能够再听到的但又仿佛还在耳畔的他的谈笑，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设想鲁迅先生已经死去。我只能把他当作是暂时的假睡，给予他的敌人们的一个嘲弄。

……

现在鲁迅先生死了。他的天才已跟着他埋入黄土，那是没有办法可以学的。但他那种不倦的工作的精神，我们却非拿来当作榜样不可。要大家都像鲁迅先生一样保定一个理想，一息不停地工作下去，黑暗势力的壁垒才有攻破的可能。

1938年春，郑贞文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电函邀请黎烈文去福建工作。黎烈文到福建后，颇受时任福建省省长陈仪的信任，安排他创办“改进出版社”并任社长兼省政府参议。出版社在黎烈文的主持下大力宣传抗战，从事文化建设，从而吸引了大批文化界人士到福建工作，对抗日战争和福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黎烈文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法国文学翻译。此种拼命的忘我工作态度，正是鲁迅那种“韧”的战斗精神的再现，也正是黎烈文以鲁迅为榜样“抱定一个理想，一息不停地工作下去”的誓言的践诺。

抗战胜利后，黎烈文应被任命为台湾省省长的陈仪之邀，到台湾出任《新生报》副社长兼总主笔。但因工作无法开展，遂于1946年夏末辞去《新生报》一切职务。半年后，应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许寿裳先生的邀请任西洋文学系教授。从此埋头教书、翻译，直至1972年辞世。

黎烈文，男，又名六曾，笔名李维克、达五、达六等，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2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先后赴日本、法国学习，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曾任《申报》特约撰述。1932年回国，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同年12月，应史量才邀请，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在他主持期间，《自由谈》改变了以“茶余酒后消遣”为目的的文风，约请鲁迅、瞿秋白、茅盾、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撰稿，呼吁救亡，针砭时弊，成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副刊。1934年5月被迫离职。1935年与鲁迅、茅盾、黄源等组织译文社，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1936年主编《中流》半月刊。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去台湾。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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