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大革命”之后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带来的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20世纪30年代团结在鲁迅周围的一批青年文学家特别是鲁迅葬仪中“16个抬棺人”中的胡风、巴金、聂绀弩、萧军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遭遇逐渐引起文化界的注意，但当年远走台湾的黎烈文，却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这要从《鲁迅全集》注释黎烈文说起。 

《鲁迅全集》的注释 

巴金在《怀念烈文》中说：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 

最近有学者撰文指出，《鲁迅全集》“一锤定音，在注释里代表官方把黎烈文、孟十还都定罪为‘反动文人’”。 

但究竟是鲁迅的什么著作，或《鲁迅全集》的哪种版本将黎烈文定为“反动文人”的呢?上述资料俱语焉不详。为此，笔者专门查核了新中国成立后至今3种版本《鲁迅全集》对于黎烈文注释的变化过程。 

1957年、1958年版10卷本《鲁迅全集》采取卷末注释法，同一人名在文章和书信中第一次出现各注释一次。黎烈文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957年11月出版的全集第5卷《伪自由书》前记中，注文为：黎烈文，湖南湘潭人，于1932年12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1934年5月去职。 

然而至1958年10月出版的第10卷鲁迅致黎烈文的第一封信(1933年2月23日)的注释变成：黎烈文，湖南湘潭人，曾主编《申报》《自由谈》、《中流》半月刊。后堕落为反动文人，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 

至于其他版本的鲁迅文集，我们查到了1973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的《鲁迅杂文选》中《伪自由书・后记》注释：黎烈文，湖南湘潭人，于1932年12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1934年5月去职。后堕落为反动文人。 

黎烈文明明是跟随到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老上级陈仪于1945年去台湾的，怎么延后4年变成了“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时”了呢?而且1945年国民党尚未败退台湾，那时大陆、台湾俱系一体，黎烈文按照国民政府正常工作调动随其上级去往台湾，其何“逃”之有?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87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两种版本中的“黎烈文”条注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除去了“反动文人”之类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介绍越来越详细。此外还增加了50年代版所没有的《日记》中的注释。 

这两版采取篇末注释的方法，同一人物较之1958年版注释次数多一些，详略也有出入，但基本上仍是分别在文章与书信中第一次出现时加注。两相比较，2005年版更详细，并将1987年版注释中的年月全部由汉语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这里且以新世纪版即最新的2005年18卷本的同一词条为例，来观察其修改变化情况。 

《伪自由书・前记》注释：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翻译家。1932年12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1934年5月去职。(《鲁迅全集》第五卷第6页) 

鲁迅致黎烈文第一封信注释：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翻译家。1932年12月至1934年5月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后又任《中流》半月刊编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74页) 

鲁迅日记中的注释：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翻译家。曾留学日本及法国，1932年回国，同年12月起编辑《申报・自由谈》，曾约鲁迅为该刊撰稿，1934年5月去职。同年9月与鲁迅、茅盾创办《译文》月刊。1936年在鲁迅支持下编辑《中流》半月刊。(《鲁迅全集》第十七卷第251页) 

总之，由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引出的所谓黎烈文“反动文人”案，总算又由1987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平反”了。至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大辞典》“黎烈文”条，首先肯定黎烈文是“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并以1000多字的篇幅，主要从与鲁迅关系的角度较全面地介绍了黎烈文的事迹。而其中又着重介绍：黎烈文邀请鲁迅等革命作家为其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撰稿；应鲁迅之邀参与筹办《译文》月刊；在鲁迅的支持下与聂绀弩等创办《海燕》；《海燕》被禁后又创办了由鲁迅命名的《中流》半月刊；直至后来致力出版事业，并于抗战胜利后应邀到台湾主持《新生报》以及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外文系教授等。 

黎烈文其人 

然而，黎烈文被1987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平反”一事却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的应有关注，直至后来，由于巴金先生《随想录・怀念烈文》一文的广泛影响，对于黎烈文的评价与研究才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才有了诸如《黎烈文散文集》、《鲁迅与黎烈文的友谊》、《(黎烈文全集)唤起历史记忆》等文集的出版与文章的发表。 

鲁迅战斗的一生，与很多仁人志士结下了感人至深的友谊，而其中与黎烈文的友谊正是他们在文化战线上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 

自1933年1月25日首次通过郁达夫与《申报・自由谈》发生关系之后，至黎烈文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1934年5月离职，其间鲁迅即成为《申报・自由谈》最勤奋的作者之一。他每隔几日即寄去稿件，有时竟至一次寄上两三篇。在这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集结成后来组成《鲁迅全集》第5卷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3本著名的杂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由《自由谈》刊发。这是黎烈文对鲁迅的最大支持与帮助，而《申报・自由谈》也因此成为除鲁迅自己主编的《语丝》、《莽原》之外发表鲁迅文章最多的报刊。 

黎烈文离开《自由谈》之后又应鲁迅之邀参与筹办《译文》；在鲁迅的支持下与聂绀弩等筹办《海燕》；《海燕》被禁后，黎烈文又创办了一个由鲁迅命名专登杂文、随笔的《中流》半月刊。鲁迅逝世前夕撰写的《死》、《女吊》等杂文即刊发于此，黎烈文并将鲁迅的多篇《立此存照》作为补白发于该刊。 

因此，如果说鲁迅的这些杂文名垂史册、万古不朽的话，则黎烈文的贡献亦堪称青史留名，光照千秋。 

鲁迅逝世时，黎烈文在已经印完的一卷四期的《中流》上加印《文学巨星陨落》的专页，又将《中流》一卷五期编成悼念鲁迅的专辑。黎烈文还是鲁迅治丧办事处的成员，在丧仪中扶柩上车、抬棺人穴的16名青年作家之一，曾撰写《一个不倦的工作者》等悼念鲁迅。 

年轻的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立志改革，坚持民主自由、抨击黑暗势力的战斗风格，不仅承受了“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的伤痛，而且经受了巨大的政治风险。而《申报》老板史量才因任用并支持黎烈文遭到多次警告，国民党要史量才撤换黎烈文，最终为了保护黎烈文，史量才不得不忍痛撤换。然而就在1934年5月黎烈文被迫离开《申报・自由谈》半年之后的11月13日，史量才竟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派特务杀害。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所承受的政治风险由此可见一斑。 

除在与鲁迅的关系中作出的重大贡献之外，鲁迅逝世之后，黎烈文沿着鲁迅的方向继续为革命的文化事业而奋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与巴金合编文学杂志《呐喊》。抗战爆发后，同样是出于对鲁迅的深情，黎烈文相信鲁迅留学日本的老同学、老朋友陈仪(1883～1950)将军是可以信任的，因此1939年4月他应时任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省政府参事，兼任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以自己的赤诚与改进的精神吸引了包括郭沫若、巴金、老舍、艾青、朱自清、冯雪峰、何其芳、范长江等等在内的一大批有名望的学者、作家、记者参与和撰稿，出版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等6种期刊和数百种图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直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文化活动，并为后来福建的进步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日本投降，受蒋介石之命赴台湾受降的陈仪将军再一次邀请老朋友黎烈文同往。黎烈文始任《新生报》副社长兼总编，后应许寿裳先生之邀任台湾大学文学院西洋文学系教授。 

然而，曾经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为祖国作出贡献，并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与发行出资尽力的富有正义感的陈仪将军，竟因在解放战争中劝降汤恩伯而于1950年被蒋介石杀害。这使黎烈文于史量才被害之后又一次失去一位知遇而可敬的长辈。 

黎烈文一方面顶着“反动文人”的帽子，一方面带着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身份与鲁迅的亲密关系以及与被蒋介石杀害的报界精英史量才和同样被蒋介石杀害的爱国将军陈仪的密切关系，时刻处于险境之中，多次被审讯，不敢谈及鲁迅，只能埋头教书与翻译。 

如今，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的开展，特别是随着《黎烈文全集》的出版以及对黎烈文研究的全面展开，终于可以恢复黎烈文先生的历史真面目了。 

作者： 孔见 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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