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为鲁迅出殡撑持灵柩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黎烈文，抗战时期在福建永安山城度过7年的艰难时光，以“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为永安抗战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创办的改进出版社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推手 

黎烈文，小名六曾，生于1904年5月31日，湖南湘潭人，笔名有亦曾、维克、尊寒、林取等。少小好学，17岁就发表小说。1919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誊抄、校对。1925年留学日本，1927年留学法国，1931年获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1932年春回国，先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法文编辑，后应《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之邀，任该报副刊《自由谈》主编，经常发表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的文章。他在鲁迅等帮助下，先后与他人合办《呐喊》、《译文》、《海燕》、《中流》等抗战刊物并参与左翼作家的诸多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上海“文坛一勇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春天，黎烈文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之邀，来到福建，先在省教育厅任视导员。5月，黎烈文随福建省政府内迁，从福州来到闽中山城永安县。1939年2月，黎烈文出任省政府出资创设的改进出版社的社长兼发行人。他决心利用这块阵地推动抗战文化的发展，建立东南地区文化据点。 

改进出版社社长办公室和经理部、发行部设在永安城北门抚沟街23号，是一栋有台阶的平房，工作条件简陋。黎烈文住在办公室的后半间的一条狭长的过道里，刚够摆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面盆架，晚上他与在县城上学的儿子黎念之就挤在这里。当年曾与他共事的赵家欣说：“我对黎烈文先生仰慕已久，初到永安，即以相见恨晚的心情去拜会他。黎先生中等身材，略显肥胖，仪态庄重，待人客气而矜持。” 

为避敌机轰炸，后来，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和印刷所搬到离城三四公里路的虾蛤村。编辑部设在村中一座古老的黄家祠堂里。虾蛤村是一个虎兽出没和疟蚊作祟的小山村，出版社的办公条件非常差。尽管如此，为筹办出版社急需的物资，黎烈文经常抱病挣扎着跑广州，赴桂林等地采购。 

在黎烈文的艰苦努力、悉心经营下，改进出版社创办了《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3本期刊，还从省教育厅接办了《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众》3本期刊。《改进》是大型综合性刊物，其余刊名冠以“现代”或“战时”字样，这“现代”和“战时”体现了黎烈文要用现代的新思维来表达抗战的决心。这些刊物，多是抗日与做学问相结合的文化平台，也是普及性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通俗读物。 

据粗略统计，在改进出版社鼎盛时期，一年间就销行本版图书杂志37.7万多册，外版图书杂志3.88万册。当时在福建省内就设有3个营业处，3个总经销处，省外往来同行多达300余家。 

由于黎烈文及其同仁的共同努力，使福建战时省会永安，逐渐成为一个推动我国内地抗战文化的据点。 

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内容充实，选材精审，印刷完美，备受读者欢迎，也使永安成为与重庆、桂林、昆明等地齐名的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成为飘扬在我国东南诸省上空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广纳中共等各阶层进步人士加入改进出版社 

在永安任改进出版社《战时木刻画报》主编萨一佛指出：共产党员在改进出版社是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的，改进出版社就是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才团结了一些作家，组织了一批力量，才出了许多好书的。中共党的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曾指示要尽量利用官方或半官方办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早先委派进步作家王西彦到永安主编《现代文艺》，邵托他带去了许多稿子，具体帮助和支持改进出版社，把《现代文艺》办成当时发行量最多，战斗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抗战刊物。萨一佛特别指出，主编《现代青年》的地下党员卢茅居“在改进出版社的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在改进出版社的许多刊物上，都写文章，分析抗战形势，而且出主意，如怎样对付图书审查等。 

除广纳共产党人之外，黎烈文还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心情，诚心吁请广大文化界人士来永安“到这里来耕耘、垦拓”。例如1939年邀请王西彦为《现代文艺》主编，同年接纳女作家许粤华入改进出版社，1942年聘请赵家欣为改进出版社《现代青年》主编，等等。这充分表现了黎烈文惜才、爱才。 

黎烈文深知抗战期间文化人生活的困难，从不削减稿费标准，而是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节省开支。从《现代青年》的改版就可以窥见他的这一番苦心。他在《现代青年》改版启事中说：“由于纸张及印刷费日益昂贵，杂志、书刊亏损很大，但为了顾及读者的负担，不愿加价。因此从本期起，决定把每面的行数从16行增加到20行左右，同时把每期的面数减到80面。这样的结果，我们曾计算过，虽然面数略有减少，可是字数却反而增加了一万光景。对于读者，这是一件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有着相当益处的事。” 

办好改进出版社的《改进》、《现代文艺》等刊物 

1939年4月1日创刊的《改进》半月刊（后改月刊）是一份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艺的综合性期刊。《改进》创刊初由黎烈文任主编，吴朗西、陈东帆、周学普等任编委。第5卷第12期起由沈炼之任主编。第7卷至第12卷第4期仍由黎烈文任主编，倪师坛、郑庭椿为编辑。当时的永安交通困难，文化落后，物资匮乏，想办这样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刊物，是十分困难的。 

黎烈文在《改进》创刊号发刊词《我们的希望》中说：“《改进》的内容是想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我们除尽量提供一切和抗战有关的材料外，同时决不忽略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他还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使中国在思想学术各方面迅速地赶上欧美先进国家，可使中国迅速地现代化”的设想。 

所以，《改进》杂志撰稿人多为有名望的进步学者、作家、记者，其中有郭沫若、朱自清、钱俊瑞、冯雪峰、何其芳、马寅初、周予同、金仲华、胡愈之、臧克家、戈宝权、章乃器、千家驹、黄药眠、宋之的、胡风、老舍、艾青、萧乾、张天翼、艾芜、唐 、葛琴、司马文森、王亚南、羊枣、石西民、聂绀弩、范长江、邵荃麟、巴金等等。改进出版社的广告说，《改进》是“国内外文章精华之总汇，各部门知识之宝库”。 　　在黎烈文的辛勤耕耘下，改进出版社书刊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甚至延安等地都有很大影响，对当时抗战文化运动有很大的推动。与黎烈文一道共事的作家王西彦曾说：“在当时的情形下，政治环境既十分险恶，物质条件也极端缺乏，还有交通的阻隔和其他种种不易克服的困难，在永安那么一个偏僻的小山城和虾蛤村那么一个破旧的小祠堂里，作为主持人的黎烈文，的确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改进》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时事和学术文章。如：胡愈之的《论目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汪逆伪组织成立以后》，冯河清的《在时代转换点上的中国》，马寅初的《中国统制物价问题》，王亚南的《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中国经济思想评论》，陈范予的《科学与人生》等。第1卷1至6期的“半月谈话”由黎烈文撰稿，对抗战问题有所论述，通俗易懂，颇受欢迎。《改进》自1939年4月创刊至1946年7月25日终刊，共出105期（其中有7期是两期合刊本）。 

1940年4月，改进出版社《现代文艺》月刊创刊，由王西彦、章靳以先后任主编。该刊始终得到邵荃麟的全力支持，最初几期稿件大部分由邵荃麟组织，从浙江寄来。黎烈文对王西彦的工作很支持，除在组稿与发行工作方面出力外，还亲自动手写文章，发表了几篇很有见地的短论和译作。《现代文艺》“以‘雪里送炭’的苦心”，竭尽全力实践着“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和创造者”的事业，“保留了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现代文艺》以较多的篇幅发表进步作家或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诸如维山（冯雪峰）、张天翼的论文，艾青的诗，邵荃麟、聂绀弩、骆宾基、艾芜的小说，巴金、李广田的散文等作品。《现代文艺》先后发表了中短篇小说80多篇，散文60多篇，新诗100余首，通讯报告40多篇，外国作家作品评介30多篇，在文艺理论上也有突破，作出了贡献。 

由于《现代文艺》以较多的篇幅发表了不少当时进步作家，有的还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中共地下党员作家的作品，黎烈文担了不少风险。例如在发表邵荃麟的四幕剧《麒麟寨》、艾青的诗歌《兵车》、王西彦的小说《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谷斯范的小说《至尊》和唐弢的杂感《株连草》后，就不断地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指责、控告。黎烈文总是默默承受着责难，而对出版社的同仁却真诚保护。为了配合“旧社会的改革和新理想的实现”的宣传，黎烈文翻译了一些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思想的作品，如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乡下医生》等，宣传理想社会。 

《现代文艺》创刊后，共出版33期，其发行量高达一万份，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1942年12月停刊。 

除办好《改进》、《现代文艺》月刊外，1939年9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了《现代儿童》月刊。11月，又接办《现代青年》月刊，出新一卷第一期。该刊先后由卢茅居、卓如、倪师坛、杨昌辉、陈培光、赵家欣任主编。《现代青年》针对青年的特点，设了“卷头语”、“中国与世界”、“科学知识”、“自学指导”、“抗战与青年”、“史地常识”、“青年文艺”、“青年修养”、“青年信箱”等栏目，以“满足其旺盛求知欲望”，“补学校教育之不足，或给失学青年以业余的进益”。其“青年园地”栏目先后发表了80多位青年作者的100多篇作品，增强了广大青年写作的兴趣，受到青年朋友的普遍欢迎。1942年10月15日出满三卷后停刊。 

1940年1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战时民众》，为半月刊，由姚勇来主编。1941年9月改为单行本。主要撰稿人有沈 璋、徐君梅、达仁、蔚青、赵芷厂等。它的内容通俗，很适合民众口味，先后辟有“谈话”（后改短论）、“好事分析”、“抗战故事”、“现代知识”、“民众茶馆”、“谜语”、“诗歌”、“木刻”等栏目，尤宜于对广大农民的宣传。1940年4月编辑的《讨汪特辑》，挞伐汪伪之流投降卖国行径，在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 

冒险掩护帮助中共地下党人 

1940年六七月，中共浙江金（华）衢（州）特委被破坏，中共中央东南局通过浙江省委通知中共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紧急疏散，但邵荃麟妻子、地下党员葛琴有孕在身，北上困难。基于他们过去曾接到黎烈文邀请加入改进出版社工作的信函，于是，他们决定南下福建，地下党员杜麦青与他俩同行。他们到达永安后，入住一家高级旅馆“中南旅运社”稍作休息。 

其时，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长黄珍吾早已接到浙江省党部协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的通报，并向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作了报告，正等着陈仪批准逮捕他们。这时，黎烈文忽然接到邵荃麟电话，说他已到永安，要求设法安置。黎烈文急找王西彦磋商，先由王西彦与邵、葛夫妇会见，后黎烈文立即到上吉山陈公馆向陈仪请示。 

王西彦后来回忆说：“荃麟同志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下党员，他是党的东南文委书记，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严密监视，这一点黎烈文是知道的，陈仪也决不会全然无所觉，福建省保安处更是虎视眈眈地等待下手的机会。当时正是‘平江惨案’刚过、皖南事变前夕，政治形势的险恶可以想见。在未得到陈仪的表态以前，黎烈文不便和荃麟见面。来往商谈都由我居间奔走。幸好很快黎就从陈仪那里取得了‘约法三章’：一是可以留下邵、葛两人，但杜麦青须立即离开；二是留下后不能从事政治运动；三是邵、葛两人在福建范围内是安全的，一出闽境就责任自负。” 

黎烈文见陈仪时，把邵荃麟的政治问题说成是一般问题，把浙江省党部对他的通缉说成是出于个人恩怨。陈仪听信其言，当即表明许可，终于使邵荃麟夫妇转危为安，在永安落了脚。陈仪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大概和1938年10月，陈仪代表国民党省政府和中共代表共同签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地方协议”有关。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大背景下，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容纳共产党员、左翼进步人士，是允许的，陈仪主政福建，这样的事也不是少数。 

黎烈文聘请邵荃麟为改进出版社编辑，并且预支给葛琴拟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稿费，以此作为杜麦青前往安徽去找新四军的路费。为了此事，当时国民党福建省执委主任委员陈肇英就公然说黎烈文是“有名的共产党”。黄珍吾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再次向陈仪请示，要逮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黎烈文知道此事后，和王西彦商量对策，决定还是由黎烈文去找陈仪。因为只要陈仪不点头，保安处长黄珍吾就不敢下手。陈仪还是说，邵荃麟、葛琴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由于黎烈文冒险相助，邵、葛夫妇才得以安全在永安指导并亲自参加抗战文化活动达半年之久。他们的爱女邵小琴也在永安出世。 　　1941年春，邵荃麟夫妇接桂林“国际新闻社”发来要他们火速赴桂林开会的电报，其实是组织令其撤离的指示。黎烈文挽留不成，于是在永安城南一家菜馆给他们饯行，并为他们沿途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他特意嘱咐当时任出版社总务主任的妹夫张介生找一条民船，半夜悄悄送他们上了船，沿着九龙溪逆流而上，再转道长汀、吉安、南雄到衡阳，最后转至桂林。 

张介生后来回忆道：“他（黎烈文）当时只对我说，出版社有两个人有要事出差，半夜走，事关重要，不要让外面知道。我对妻子友元说出了我的疑点，也可能烈文对他妹妹说了，而对我保密，所以友元对我说：你别管什么事，只是慎重些就是。”王西彦也说：“黎烈文能为被通缉的‘重要共党分子’奔走，给身处险境的共产党员安排出走，这不能不说是需要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的勇气，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富于良知和正义感的好品质。”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下改进出版社人走茶凉

1942年夏，改进社处于刊停人走，徒存其名的状况：《战时民众》和《战时木刻画报》早在1941年9月停刊。姚勇来、萨一佛已离去，《现代文艺》主编王西彦也于1941年底离开永安前往桂林，改由章靳以任主编，但他在南平的省立师专任教，很少来社。《改进》由黎烈文主编，两位编委沈炼之、郑庭椿在省研究院工作，编辑业务由助理编辑倪师坛负责。这时改进社编辑部和印刷所已由虾蛤村迁入城内抚沟街，编辑部设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只有赵家欣、倪师坛和许粤华上班。这时《改进》也无奈常登省政府厅局长的官样文章。到1942年底，《现代文艺》和《现代青年》也先后停刊。赵家欣也离社了。改进社只剩下黎烈文和许粤华夫妻分任主编的《改进》和《现代儿童》，以支撑门面，而单行本几乎不再出版。 

改进出版社由辉煌跌入低谷，主要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政治环境更趋险恶，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逆流。1941年7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出版方面的统制。就黎烈文个人来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上海“文坛一勇士”，以左翼作家面目闻名于世，在永安，国民党省政府大小官员都晓得他，有的人在公开场合还以此来讥讽他。险恶的政治环境使黎烈文不能再有所作为，他只能以消极和退让来谋求改进出版社的生存。1945年7月中旬，国民党制造的“永安大狱”事件爆发，改进出版社发行部经理李力行被抓。黎烈文一方面嘱咐员工不要外出，一方面自己也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据郑庭椿分析：“黎烈文此时表面十分镇静，沉着应对国民党的政治压力，这样却更能贯彻其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初衷，更有利于抗战工作，同时也就避免了改进出版社的更大损失。”郑庭椿认为，改进出版社后期的减少活动，渐趋退却，是恶劣环境和政治压力造成的。 

“永安大狱”发生后，有人责难黎烈文不努力去营救出版社部门经理李力行和羊枣等人。郑庭椿认为，黎烈文何尝不想营救被捕人士，不是不为，而完全是不可为。一是当时“陈仪已去，吉山路断”，不能再上省主席公馆所在地吉山去通融了，走上层通融营救已不可能；二是下令逮捕的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来头很大，下属不敢轻易放人；三是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包括有的地下党员都相继撤离，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介书生去救人，未免过于天真和苛求；四是黎烈文在上海和永安的左翼印象和知名度，本身目标就够大，在白色恐怖中，有可能被捕入狱，哪有办法营救他人呢？ 

1945年10月，改进出版社迁往福州。1946年春，黎烈文应国民党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召，赴台湾，任《新生报》副社长。不久，因得罪了报社上司而被迫辞职。后来任台湾文学教授。他在台湾，生活很不如意。在台20余年，洁身自好，除教书外，进行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他不求闻达，埋头教学、写作，培养出不少优秀弟子，译作颇丰，有《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等文学译著30多部。1969年11月5日，黎烈文中风瘫痪，失语呆滞，食管进食，卧床3年，于1972年10月31日晨6时去世，享年68岁。

作者： 林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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